2/20/2006
2/17/2006
成珠茶樓
说起广州市的老字号茶楼,开业最早、时间最长的要数成珠楼。这家历史悠久的茶楼位于广州市河南(现海珠区)漱珠桥畔。成珠楼在解放前参加了茶楼业的同业公会,曾有一块刻着“成珠楼”的樟木牌匾,存放于该会在桨栏路的会址处。牌匾落款署清朝乾隆年代,从匾上所列年份可以推算,1945年是成珠楼开业200周年。那么,至1985年毁于火灾时,成珠楼的历史足有240年了。
成珠楼本始于成珠馆,是一间不起眼的简易平房(成为两层木楼茶楼乃是咸丰年间的事)。创业伊始,成珠馆属当时广州五大家族(潘、卢、伍、叶、周)之一的伍紫垣所有,为伍氏邸宅内待客的地方。伍氏衰落,馆子转让吴氏,易名为“成珠饼家”,后又兼营茶楼、外卖,之后又数易其主。光绪年间,馆归梁福和堂所有,尚属族产,主持人是梁殿华。成珠楼的发展,便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。
成珠楼地理条件优越。清代的广州河南区有三大集市,即福仁市、漱珠市和歧兴市。成珠楼所在地漱珠市处于各市的中心,并且近傍豪门望族的邸宅,著名古刹海幢寺又近在咫尺,故而食客不绝,而成珠楼的龙凤礼饼和其他各种饼食色香味俱佳,并有各款粉面饭品供应,生意自然十分兴旺。当时所制饼食,除柜面零售及在茶座上供应外,还承接成批订购,送货上门。连市外、省外、国外的过路客,也以一试成珠楼精制饼食为快。梁殿华经营有方,使营业不断发展,获利甚丰,为成珠楼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及至于承父业,梁氏第二代续振先辈雄风,把成珠楼经营得更加有声有色。他们聘请名师,严格保证饼饵质量,并注意改革包装,不惜耗资在国内外进行广告宣传,务使男女老幼皆知。梁氏昆仲又花白银2万,把成珠楼里里外外修饰一新。为提防假冒,成珠楼小凤饼在民国3年获准进行商标注册,保障了经营专利。此后,成珠楼雇用职工由原来20人左右增至四五十人(临工不计)。
成珠楼以小凤饼成名。关于小凤饼,何时始创,流传着几种不同的说法和记载。按小凤饼成名于清咸丰五年(1855年),因此有说其源于伍紫垣的婢女小凤。小凤是顺德人而姓氏不详。据说某日伍紫垣接待一位外地客人,碰巧点心师不在,而客人欲尝广东点心。伍无计可施,暗暗叫苦。小凤情急智生,把平时私下储藏以备充饥的干饼拿出来招待客人,不料客人吃后大加赞赏,以后还来信称道,念念不忘。其实只不过是小凤把宴客剩下的菜肴收起来,加些梅菜压成饼块,再请点心师傅代为烘干而已。想不到这种饼居然甘香酥脆、油润干洁,十分可口。意外的发现启发了伍紫垣,于是命师傅如法炮制,并把这种饼取名“小凤饼”。另有一种说法,认为小凤饼是梁氏祖传,因外形酷似小鸡,故尔取名“小凤”。后来,成珠楼确定以小鸡作为小凤饼的商标,正合把鸡雅称为“凤”的民间习俗。不管小凤饼的起源如何,总归是成珠楼的一大发明,由于标新立异,风味独特,质量上乘,难怪问世以来声誉鹊起,而成珠楼更因此名闻遐迩。20年代初,小凤饼曾获“展品赛会最优等奖章”。1931年参加“广州市国货展览会”,获一等奖章。据说当年广播电台曾经编了一段顺口溜宣传:“老乡老乡,几时出省城?省城最有名,成珠鸡仔饼,你去省城最紧要买鸡仔饼。”长期以来,省内外的过客都喜欢手提小凤饼回家,作为到过广州的标记和珍贵的“手信”。国外华侨乃至外国朋友都把小凤饼视为代表中国饼食的珍品,推祟备至。于是,小凤饼的销售点逐渐遍及省港澳。
1946年成珠楼举行开业200周年庆典,一时哄动河南区。著名书法家麦华三先生书赠成珠楼诗云:“小凤饼,成珠楼,二百年来誉广州。酥脆甘香何所从,品茶细嚼似珍馐。成珠高阁会天孙,绿皑新醅酒令传。醉傲天台左右顾,漱珠桥畔海幢园。”
回顾成珠楼的经营发展史,并非完全是畅顺无阻的。还在1928年时,成珠楼已经由两层木建筑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房,面积达600平方米左右,业务日趋兴旺。正当继续“大展鸿图”的时候,广州市地政局以开马路需要为由进行勒索,开口便要白银2.5万元,否则便要将成珠楼拦腰切断。茶楼方面对此不予理睬,最终却斗不过官府的势力,只好任由“腰斩”。于是在开拓马路时,偏要从成珠楼中间部位穿过,这真是个无情打击。面对飞来横祸,成珠楼老板重整旗鼓,把“腰斩”所余的北部改作工场,而南部则扩宽加高,扩建了西邻位置,重建三层楼房,并扩充四楼。当时共有职工46人,其中固定专门制作小凤饼者10人,烘炉6只。由于大量推销小凤饼,于是很快恢复了元气,稳步发展。到1935年间,营业额和盈利均比“腰斩”前高出一倍左右。广州沦陷时期,饮食行业随着各行各业关门歇业而陷于停顿状态,成珠楼自然不能幸免,出现了一个营业低潮,终至暂告歇业。1940年,经营者在恶劣的环境下又重新开业,到抗战胜利之时,已经有了新的发展。1947年,成珠楼重新崛起,还开设了3间分店:一为西关成珠茶楼,一为成珠饼家,一为澳门的支店。此时期内,主持成珠楼业务的,已经是梁氏第三代,可说进入了私营时期的高峰年代。
解放后,由于成珠楼的业务不断发展,上级投资把右侧平房改建成四层楼,改善了职工的生产条件,同时扩大营业场地,扩至1400平方米。企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造、装饰,面貌焕然一新,座位从解放前的400个增至700个,职工人数达150多人。成珠楼的“成名法宝”——小凤饼的制作配方在1959年已经向社会公开,为商业部饮食服务局编入《中国名菜谱》第4辑,得以流传后世。
1985年10月9日夜,一场意外的大火吞没了成珠楼,240年的历史到此暂告中断,但是,它的名字却没有消失。为了保持这家老字号,政府决定在原址投资重建,并于1990年1月正式开张,易名成珠酒家,在最兴旺的时候曾开设了南华东路和荔福路分店。至1996年,成珠楼生意开始走下坡路,由于背负多重债务,无力偿还,终于在2000年9月关门结业,债权人向法院起诉成珠楼,成珠楼的物业被法院拍卖。
成珠楼本始于成珠馆,是一间不起眼的简易平房(成为两层木楼茶楼乃是咸丰年间的事)。创业伊始,成珠馆属当时广州五大家族(潘、卢、伍、叶、周)之一的伍紫垣所有,为伍氏邸宅内待客的地方。伍氏衰落,馆子转让吴氏,易名为“成珠饼家”,后又兼营茶楼、外卖,之后又数易其主。光绪年间,馆归梁福和堂所有,尚属族产,主持人是梁殿华。成珠楼的发展,便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。
成珠楼地理条件优越。清代的广州河南区有三大集市,即福仁市、漱珠市和歧兴市。成珠楼所在地漱珠市处于各市的中心,并且近傍豪门望族的邸宅,著名古刹海幢寺又近在咫尺,故而食客不绝,而成珠楼的龙凤礼饼和其他各种饼食色香味俱佳,并有各款粉面饭品供应,生意自然十分兴旺。当时所制饼食,除柜面零售及在茶座上供应外,还承接成批订购,送货上门。连市外、省外、国外的过路客,也以一试成珠楼精制饼食为快。梁殿华经营有方,使营业不断发展,获利甚丰,为成珠楼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及至于承父业,梁氏第二代续振先辈雄风,把成珠楼经营得更加有声有色。他们聘请名师,严格保证饼饵质量,并注意改革包装,不惜耗资在国内外进行广告宣传,务使男女老幼皆知。梁氏昆仲又花白银2万,把成珠楼里里外外修饰一新。为提防假冒,成珠楼小凤饼在民国3年获准进行商标注册,保障了经营专利。此后,成珠楼雇用职工由原来20人左右增至四五十人(临工不计)。
成珠楼以小凤饼成名。关于小凤饼,何时始创,流传着几种不同的说法和记载。按小凤饼成名于清咸丰五年(1855年),因此有说其源于伍紫垣的婢女小凤。小凤是顺德人而姓氏不详。据说某日伍紫垣接待一位外地客人,碰巧点心师不在,而客人欲尝广东点心。伍无计可施,暗暗叫苦。小凤情急智生,把平时私下储藏以备充饥的干饼拿出来招待客人,不料客人吃后大加赞赏,以后还来信称道,念念不忘。其实只不过是小凤把宴客剩下的菜肴收起来,加些梅菜压成饼块,再请点心师傅代为烘干而已。想不到这种饼居然甘香酥脆、油润干洁,十分可口。意外的发现启发了伍紫垣,于是命师傅如法炮制,并把这种饼取名“小凤饼”。另有一种说法,认为小凤饼是梁氏祖传,因外形酷似小鸡,故尔取名“小凤”。后来,成珠楼确定以小鸡作为小凤饼的商标,正合把鸡雅称为“凤”的民间习俗。不管小凤饼的起源如何,总归是成珠楼的一大发明,由于标新立异,风味独特,质量上乘,难怪问世以来声誉鹊起,而成珠楼更因此名闻遐迩。20年代初,小凤饼曾获“展品赛会最优等奖章”。1931年参加“广州市国货展览会”,获一等奖章。据说当年广播电台曾经编了一段顺口溜宣传:“老乡老乡,几时出省城?省城最有名,成珠鸡仔饼,你去省城最紧要买鸡仔饼。”长期以来,省内外的过客都喜欢手提小凤饼回家,作为到过广州的标记和珍贵的“手信”。国外华侨乃至外国朋友都把小凤饼视为代表中国饼食的珍品,推祟备至。于是,小凤饼的销售点逐渐遍及省港澳。
1946年成珠楼举行开业200周年庆典,一时哄动河南区。著名书法家麦华三先生书赠成珠楼诗云:“小凤饼,成珠楼,二百年来誉广州。酥脆甘香何所从,品茶细嚼似珍馐。成珠高阁会天孙,绿皑新醅酒令传。醉傲天台左右顾,漱珠桥畔海幢园。”
回顾成珠楼的经营发展史,并非完全是畅顺无阻的。还在1928年时,成珠楼已经由两层木建筑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房,面积达600平方米左右,业务日趋兴旺。正当继续“大展鸿图”的时候,广州市地政局以开马路需要为由进行勒索,开口便要白银2.5万元,否则便要将成珠楼拦腰切断。茶楼方面对此不予理睬,最终却斗不过官府的势力,只好任由“腰斩”。于是在开拓马路时,偏要从成珠楼中间部位穿过,这真是个无情打击。面对飞来横祸,成珠楼老板重整旗鼓,把“腰斩”所余的北部改作工场,而南部则扩宽加高,扩建了西邻位置,重建三层楼房,并扩充四楼。当时共有职工46人,其中固定专门制作小凤饼者10人,烘炉6只。由于大量推销小凤饼,于是很快恢复了元气,稳步发展。到1935年间,营业额和盈利均比“腰斩”前高出一倍左右。广州沦陷时期,饮食行业随着各行各业关门歇业而陷于停顿状态,成珠楼自然不能幸免,出现了一个营业低潮,终至暂告歇业。1940年,经营者在恶劣的环境下又重新开业,到抗战胜利之时,已经有了新的发展。1947年,成珠楼重新崛起,还开设了3间分店:一为西关成珠茶楼,一为成珠饼家,一为澳门的支店。此时期内,主持成珠楼业务的,已经是梁氏第三代,可说进入了私营时期的高峰年代。
解放后,由于成珠楼的业务不断发展,上级投资把右侧平房改建成四层楼,改善了职工的生产条件,同时扩大营业场地,扩至1400平方米。企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造、装饰,面貌焕然一新,座位从解放前的400个增至700个,职工人数达150多人。成珠楼的“成名法宝”——小凤饼的制作配方在1959年已经向社会公开,为商业部饮食服务局编入《中国名菜谱》第4辑,得以流传后世。
1985年10月9日夜,一场意外的大火吞没了成珠楼,240年的历史到此暂告中断,但是,它的名字却没有消失。为了保持这家老字号,政府决定在原址投资重建,并于1990年1月正式开张,易名成珠酒家,在最兴旺的时候曾开设了南华东路和荔福路分店。至1996年,成珠楼生意开始走下坡路,由于背负多重债务,无力偿还,终于在2000年9月关门结业,债权人向法院起诉成珠楼,成珠楼的物业被法院拍卖。
2/16/2006
愛群大酒店
1934年动工兴建,1937年夏竣工,同年开业。该楼建设面积为1.14万平方米,高64米,共15层。建筑风格独特,外形仿美国摩天大楼,具有端庄、明静、简洁、和谐的特色。在30年代她曾夺广州建筑物之冠,被当时新闻界誉为“开广州高层建筑之新纪元”,并以设备最新式、完善、豪华而著称。全楼拥有客房300间,双人房设有电话、卫生间,上落有电梯。夏有风扇,冬有暖气,还设有中西餐厅、酒吧。爱群大酒店在当时执旅馆业之牛耳,在海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,素有“南中国之冠”的美誉。
当年大酒店落成之日,国民党军政要人李宗仁、孙科、于右任、余汉谋等都亲自题词庆祝,富商名流争相捧场致贺,故翰墨题词,琳琅满目。前往观盛者熙熙攘攘,轰动一时。旧时代的“爱群”是显露权力和身份的场所,平民百姓是难以涉足的,就连其门前骑楼下的长廊,一般人都不敢随意踏入。
解放初期,酒店隶属关系复杂,组织机构、人事变动频繁,解放后随着国际友人应邀前来参观访问日益增多,“爱群”作为接待外宾的宾馆,也生意兴盛,于1952年易名为“爱群大厦”。
50年代至60年代初,爱群大厦这座器宇轩昂的高级宾馆,既是广州的特征之一,又是涉外活动的重要场所。首任广州市市长叶剑英曾多次接待国际友人、港澳知名人士及赴京参加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;东欧等国的文艺、体育团体以及各国信使更是喜欢光临惠顾“爱群”;中南局书记陶铸及原广东省省长陈郁经常在“爱群”接见宴请外宾。各国领事馆举办招待酒会,都指名要“爱群”的厨师、服务员接待。具有国际盛会之称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,从1957年起首届至第10届的开幕、闭幕酒会的接待服务工作,均由“爱群”独家承担,至现在每届交易会,“爱群”仍是港澳、华侨来宾喜欢下榻的地方。
1966年3月,在接连爱群大厦的东侧,建成一座18层、楼高67.32米、面积为1.3万平方米的新楼。新楼与旧楼层层相通连为一体,虽两楼立面形状不一,然格调相配,和谐统一,回旋自由。新楼建成之日,正是“文革动乱”之时,爱群大厦也易名为“人民大厦”。那时,大厦的服务工作质量下降,因此客人减少,经济效益甚差。
历史在发展,“爱群”在前进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给“爱群”这间古老的酒店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随着“改革、开放、搞活”政策的不断深入,“爱群”一改过去封闭式的经营为开放式的经营,确立了“面向社会,服务群众,对外综合经营”的经营方式。把过去的戒备森严改为敞开大门营业,欢迎各届人士光临。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之需要,1981年8月“爱群”引进外资进行全面改造装修。由香港中港发展顾问有限公司承包工程,于1982年10月全面更新改造完毕。
1984年12月,利用其地处市中心、滨临珠江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,在16楼加建了一个旋转餐厅。旋转餐厅被美誉为“闹市中心空中楼阁”。1985年3月,“人民大厦”复名为“爱群大厦”。1988年11月5日“爱群”复名为“爱群大酒店”,由当时88岁的著名书法家秦咢生书写招牌,制成18米的大招牌悬于大厦正中。 1993年广州市政府公布爱群大厦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当年大酒店落成之日,国民党军政要人李宗仁、孙科、于右任、余汉谋等都亲自题词庆祝,富商名流争相捧场致贺,故翰墨题词,琳琅满目。前往观盛者熙熙攘攘,轰动一时。旧时代的“爱群”是显露权力和身份的场所,平民百姓是难以涉足的,就连其门前骑楼下的长廊,一般人都不敢随意踏入。
解放初期,酒店隶属关系复杂,组织机构、人事变动频繁,解放后随着国际友人应邀前来参观访问日益增多,“爱群”作为接待外宾的宾馆,也生意兴盛,于1952年易名为“爱群大厦”。
50年代至60年代初,爱群大厦这座器宇轩昂的高级宾馆,既是广州的特征之一,又是涉外活动的重要场所。首任广州市市长叶剑英曾多次接待国际友人、港澳知名人士及赴京参加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;东欧等国的文艺、体育团体以及各国信使更是喜欢光临惠顾“爱群”;中南局书记陶铸及原广东省省长陈郁经常在“爱群”接见宴请外宾。各国领事馆举办招待酒会,都指名要“爱群”的厨师、服务员接待。具有国际盛会之称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,从1957年起首届至第10届的开幕、闭幕酒会的接待服务工作,均由“爱群”独家承担,至现在每届交易会,“爱群”仍是港澳、华侨来宾喜欢下榻的地方。
1966年3月,在接连爱群大厦的东侧,建成一座18层、楼高67.32米、面积为1.3万平方米的新楼。新楼与旧楼层层相通连为一体,虽两楼立面形状不一,然格调相配,和谐统一,回旋自由。新楼建成之日,正是“文革动乱”之时,爱群大厦也易名为“人民大厦”。那时,大厦的服务工作质量下降,因此客人减少,经济效益甚差。
历史在发展,“爱群”在前进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给“爱群”这间古老的酒店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随着“改革、开放、搞活”政策的不断深入,“爱群”一改过去封闭式的经营为开放式的经营,确立了“面向社会,服务群众,对外综合经营”的经营方式。把过去的戒备森严改为敞开大门营业,欢迎各届人士光临。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之需要,1981年8月“爱群”引进外资进行全面改造装修。由香港中港发展顾问有限公司承包工程,于1982年10月全面更新改造完毕。
1984年12月,利用其地处市中心、滨临珠江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,在16楼加建了一个旋转餐厅。旋转餐厅被美誉为“闹市中心空中楼阁”。1985年3月,“人民大厦”复名为“爱群大厦”。1988年11月5日“爱群”复名为“爱群大酒店”,由当时88岁的著名书法家秦咢生书写招牌,制成18米的大招牌悬于大厦正中。 1993年广州市政府公布爱群大厦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2/15/2006
廣州早茶
在咸丰同治间有一种馆子叫“一厘馆”,它的设备很简陋,木桌板凳,供应糕点,开口挂一个木牌子,写着“茶话”两个字,为客人提供一歇脚叙谈,吃东西的地方,后来出现了“茶居”,“居”就是“隐”即躲起来,也是为了提供一些有闲的人消磨时间的好去处,后来规模大了才改名成茶楼。当时佛山经营茶楼的人,都买下土地建几层高的茶房,然后全栋用来经营大型茶楼,大茶楼越来越多,此后,广东人开始有上茶馆的习惯了。还有一种叫“二厘馆”也供同样的点心,区别在于价格和设备,茶楼的茶资要三分六厘,而二厘馆的茶资只需要二厘,相差甚远,足足十六倍。老式茶楼有些分等级,楼上比楼下的贵,因楼上有空调(或电风扇)而且地方较宽敞之故。
广州茶楼的前身是酒楼,可上溯到清代道光间区永利为最古,有绝诗说:“万瓦鳞鳞雉堞遮,小东门外一帘斜,永安桥畔行人识,二百年前旧酒家。”东堤的襟江酒楼亦古老,其联云:“襟上酒痕多,廿四桥头吹玉笛,江心云色重,万千帆影集金樽。”
清代同治间,广州开业的茶座初称“居”,叫“上茶居”。好像惠爱路城隍庙口的福来居,太平路的陆羽居,第二甫的茅珍居,三甫的永安居,五甫的五柳居,十甫的陶陶居。及光绪间,“居”改称“楼”,叫做“上茶楼”。怪的是:“如”字号的茶楼涌出,自有其一段来历:光绪元年有陈惠如者,在惠爱中首创了“惠如楼”。后来,谭新义、谭晴波、赵俭生等先后集股开了众多“如”字号的茶楼,如珠玑路的多如楼,三角市的东如楼,海珠路的三如楼、惠福路的南如楼、卖麻街的福如楼、长堤五仙门的瑞如楼,河南堑口的天如楼、一德路的宝如楼,同兴街的九如楼等。
既然是楼,那地下门市便用来卖糕点饼铒。楼上中间设厅堂雅座,周边设安静套间,茶价也较高,故谚语云:“有錢樓上楼,无钱地下(蹲)。”
陶陶居的“居”为何沿用至今而不改称“楼”?乃因其高雅也。粤剧艺人多住在西关,白驹荣、薛觉先常来陶陶居品茗,文化名流亦来此雅集,鲁迅、许广平、巴金就是陶陶居的座上客。
广州茶楼的前身是酒楼,可上溯到清代道光间区永利为最古,有绝诗说:“万瓦鳞鳞雉堞遮,小东门外一帘斜,永安桥畔行人识,二百年前旧酒家。”东堤的襟江酒楼亦古老,其联云:“襟上酒痕多,廿四桥头吹玉笛,江心云色重,万千帆影集金樽。”
清代同治间,广州开业的茶座初称“居”,叫“上茶居”。好像惠爱路城隍庙口的福来居,太平路的陆羽居,第二甫的茅珍居,三甫的永安居,五甫的五柳居,十甫的陶陶居。及光绪间,“居”改称“楼”,叫做“上茶楼”。怪的是:“如”字号的茶楼涌出,自有其一段来历:光绪元年有陈惠如者,在惠爱中首创了“惠如楼”。后来,谭新义、谭晴波、赵俭生等先后集股开了众多“如”字号的茶楼,如珠玑路的多如楼,三角市的东如楼,海珠路的三如楼、惠福路的南如楼、卖麻街的福如楼、长堤五仙门的瑞如楼,河南堑口的天如楼、一德路的宝如楼,同兴街的九如楼等。
既然是楼,那地下门市便用来卖糕点饼铒。楼上中间设厅堂雅座,周边设安静套间,茶价也较高,故谚语云:“有錢樓上楼,无钱地下(蹲)。”
陶陶居的“居”为何沿用至今而不改称“楼”?乃因其高雅也。粤剧艺人多住在西关,白驹荣、薛觉先常来陶陶居品茗,文化名流亦来此雅集,鲁迅、许广平、巴金就是陶陶居的座上客。
2/14/2006
蓮香樓
广州莲香楼享誉国内外,有"莲蓉第一家"之称。1889年,在古老的广州城城西一隅,一间专营糕点美食的糕酥馆开业了,这就是莲香楼的前身。那时,西关一带繁华非常,住户多是富裕人家,因而饮食业异常兴旺。老制饼陈师傅改进制饼工艺,用莲子来制作饼点馅料,使之独具一格,吸引客人。光绪年间,糕酥馆改名为"连香楼",并扩大经营,在香港九龙开设了三家分店。为了保证饼食质量,该店严格选用当年产的湖南湘莲。由于制作讲究,生意日渐兴隆。宣统二年,一位名叫陈如岳的翰林学士,品尝了莲蓉食品后,有感于莲蓉独特的风味,提议给连香楼的连字加上草头,众人一致赞同,他遂手书"莲香楼"三个雄浑大字。现在高悬于该楼门前的金漆牌匾上的"莲香楼"三个大字,便是这位学士的手迹。
陶陶居
康有为逝世于1927年3月31日(农历二月廿八)。这位近代名人披及全国的历史性活动肇始于广州。临近他的忌日,谈谈他尚存于广州的些许印痕。
你当然知道广州老字号茶楼陶陶居。你大概也知道高悬于陶陶居大堂的匾额乃康有为所写。但你是否知道,终其一生,康有为从未到过位于第十甫路的这家陶陶居?
这家陶陶居的原址是广州“城外头”的西关霜华书院,拆毁城墙开马路以后的1925年夏,我们所能见的陶陶居方才在此间开业;而自1898年春,康有为远赴北京策动戊戌变法以后,除了在1913年冬匆匆赶回南海老家奔母丧,他再未踏足广州。仅凭时间对照,已足以说明问题。
究其实,陶陶居始创于“城里头”的清风桥,时为光绪十八年(1893年)。康有为乃清风桥陶陶居的常客,他为它题匾,即在此时此间!
清风桥的所在,按始自1990年而此后论者皆持之为据的一个说法,是在今天的广大路右侧。穷究之,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《羊城古钞》有“清风桥”条目,寥寥6字:“在抚院东大街。”按,抚院即广东巡抚署,民初被拆建成第一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。同书另有“七块石桥”条目,称:“在华宁里街,有大长七块石,古名华宁宝石桥。水通清风桥大街沟渠而去。”直至今天,广卫路西南角尚存华宁里和七块石两条相连小巷,而当年已有“大街”之称的清风桥则被拓宽成吉祥路的南段了。
由此可知,始创时的陶陶居位于今吉祥路最南段东侧。
广府地区茶楼的大规模涌现,在光绪年间。这“新生事物”是在洋务运动背景之下处于襁褓期的近代工商业的副产品,实质性作用是为工商界人士设置斟酌生意的宽松环境,故而茶楼理应选址于交通畅顺的商业区。
且比照前述特质考察当年陶陶居的选址。它的正西面不足百步,是广东巡抚署;它的正北面不足一里之遥,是两广总督衙门(故址即今越华路省民政厅);它的正南面,临广东提督学院署(掌管全省教育与考试的机构,故址即今西湖路市教育局)和大、小马站书院群;它的背东面,毗邻广州府经历司署(故址即新华电影院);稍稍往东一点,是广州知府衙门(故址即今省财政厅)和广东布政司衙门(故址在今儿童公园)。陶陶居虽然南向广州城的主干道惠爱大街和双门底,但它的西北面即巡抚署背后(今市政府大楼迄中山纪念堂),却是空寂的练兵校场和警卫森严的兵器库。
看全盘,陶陶居诚然位处广州闹市中心,但观局部,这茶楼似否怪怪地跻身大衙门丛中?我以为,陶陶居是茶楼中的“异数”,其创始人别具生意眼,瞄准了一个特殊的高消费人群———官员和士子!
谈笑多鸿儒,往来少白丁。这是陶陶居得以招徕康有为的浅层原因。1890年(光绪十五年),时年32岁的康有为携眷出广州,入住大塘街。两年后开馆讲学,创立名声赫赫的万木草堂。先后徒众数千的万木草堂三度易址,其颇具特殊意义的是第二次———1893年设于卫边街邝氏祠。邝氏祠,乃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破广州屠城之际,著名爱国诗人邝露守节殉难处。卫边街,因明代掌管广东全省军务的广州卫都司衙门坐落于今广卫路而得名,该街即今吉祥路北段,以广卫路口为界,跟清风桥大街南北相接。
明乎此,每天在卫边街聚徒讲学的康有为,成了恰于同年开张且以文化人为基本客源的陶陶居的常客,自属情理中事。
往深层探究,超一流学者康有为,何以赏面挥舞如椽大笔,为一家远未扬名的茶楼题匾?个中原因,在乎康有为跟陶陶居创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。
迄今,广州文史界对于茶楼业的研究连收集材料阶段也未曾达到,例如有关陶陶居,已发表的开拓性文章仅得空前绝后且难免粗糙的3篇。全面比较这内容互有出入的3篇并汲纳其可信成分,在未见权威人士公开最新发现之前,我把清风桥陶陶居的创始人姑定为谭晴波(此君已被大体确认是惠如楼的实际创始人),把经手迁陶陶居于第十甫的继任人姑定为谭杰南和陈伯绮。
前述3篇文章之中的两篇系一位从事茶楼业数十年的老行尊的回忆散记,他首次向受众传递了广州早期茶楼业的若干重要信息:当年九成以上的茶楼由南海县七堡乡人创立;该批同业互为宗亲或挚友;其骨干人物出自谭、陈两族。
尚未发现能够反映康有为跟谭晴波、谭杰南、陈伯绮的关系的直接材料,但如下线索却依稀透露出个中消息:
康有为世称“康南海”,是南海县丹灶镇伏隆堡人,伏隆堡跟七堡乡仅隔一涌而相望。
谭晴波、谭杰南是七堡乡宗亲,而于晚清入翰林院并引粤菜至北京、首创“谭家菜”名肴的谭宗浚亦为南海县七堡乡人;谭宗浚之父谭莹曾在广州顶级书院学海堂掌堂30余年,跟康有为的老师、南海九江著名学者朱次琦是知交。故而康有为跟谭氏家族颇有渊源。
七堡乡人陈伯绮虽迟至专职担任第十甫陶陶居司理方才名扬广州,但此前他早已因兼职而成为多家茶楼的“六国大封相”。此君乃典型儒商一名,是朱次琦的再传弟子,即康有为的同门师侄。
另有传奇人物江孔殷,这里单提他的广州首席名士与首席美食家身份———江孔殷翰林是谭宗浚翰林的小同乡,他跟陈伯绮的交情容或不至“刎颈”,但说“揽头揽颈”却决不为过,而他又是万木草堂有案可稽的106名重要生徒之一。
要而言之,康有为跟陶陶居的创业者关系千丝万缕,于名茶美点谈诗论赋之间,卖弄手势给题幅匾额而博个满堂喝彩,“有为”何乐而不为?
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1898年春,康有为赴京,从此踏上不归路。而后废科举,众多书院顿成贫民窟。辛亥革命,走向共和,单由巡抚署被改作大公园,衙门群之土崩瓦解便可见一斑。陶陶居与时俱进,揪紧开马路之机迁往它合适的地头另觅高消费人群,虽则流年似水,迄今,深藏于它骨髓里的文化特质似未异化。
戊戌变法失败,康有为流亡海外16载。但他的流亡无异潇洒走一回———1904年,他竟有能力在瑞典买下一座小岛,在岛上建了幢中国式别墅,取名“北海草堂”,在里头逍遥了整整4年。1913年回国,定居上海,购地皮10亩,建了座花园住宅,取名“游存庐”。1923年,又在青岛购别墅,取名“天游园”。章诒和女士在《往事并不如烟》中称康家为“最后的贵族”,实良有以也!1927年初,康有为自上海赴天津,为废帝溥仪拜大寿。归途中入住青岛天游园,旋即病逝于兹。
行文至此,忽然有感于“学而后知不足”。诱因是拜读了贵版3月24日一篇作者为戴永夏、题为《康有为何故葬于青岛》的奇文,该文称,身藏有来头短剑的刺客巫仿,不知因何备剑而不用,却施展隐形大法毒死了康有为!恕鄙人孤陋寡闻,康有为死得恁般惨法,我平生仅是第二回知道———第一回是读过刊于《每周文摘》1999年12月3日的一篇文章,题为《康有为猝死青岛之谜》,转载自《江城晚报》,作者一位姓刘,另一位姓苏。我过细研读了前后两文,发现戴版本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字跟刘、苏版本一模一样……
你当然知道广州老字号茶楼陶陶居。你大概也知道高悬于陶陶居大堂的匾额乃康有为所写。但你是否知道,终其一生,康有为从未到过位于第十甫路的这家陶陶居?
这家陶陶居的原址是广州“城外头”的西关霜华书院,拆毁城墙开马路以后的1925年夏,我们所能见的陶陶居方才在此间开业;而自1898年春,康有为远赴北京策动戊戌变法以后,除了在1913年冬匆匆赶回南海老家奔母丧,他再未踏足广州。仅凭时间对照,已足以说明问题。
究其实,陶陶居始创于“城里头”的清风桥,时为光绪十八年(1893年)。康有为乃清风桥陶陶居的常客,他为它题匾,即在此时此间!
清风桥的所在,按始自1990年而此后论者皆持之为据的一个说法,是在今天的广大路右侧。穷究之,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《羊城古钞》有“清风桥”条目,寥寥6字:“在抚院东大街。”按,抚院即广东巡抚署,民初被拆建成第一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。同书另有“七块石桥”条目,称:“在华宁里街,有大长七块石,古名华宁宝石桥。水通清风桥大街沟渠而去。”直至今天,广卫路西南角尚存华宁里和七块石两条相连小巷,而当年已有“大街”之称的清风桥则被拓宽成吉祥路的南段了。
由此可知,始创时的陶陶居位于今吉祥路最南段东侧。
广府地区茶楼的大规模涌现,在光绪年间。这“新生事物”是在洋务运动背景之下处于襁褓期的近代工商业的副产品,实质性作用是为工商界人士设置斟酌生意的宽松环境,故而茶楼理应选址于交通畅顺的商业区。
且比照前述特质考察当年陶陶居的选址。它的正西面不足百步,是广东巡抚署;它的正北面不足一里之遥,是两广总督衙门(故址即今越华路省民政厅);它的正南面,临广东提督学院署(掌管全省教育与考试的机构,故址即今西湖路市教育局)和大、小马站书院群;它的背东面,毗邻广州府经历司署(故址即新华电影院);稍稍往东一点,是广州知府衙门(故址即今省财政厅)和广东布政司衙门(故址在今儿童公园)。陶陶居虽然南向广州城的主干道惠爱大街和双门底,但它的西北面即巡抚署背后(今市政府大楼迄中山纪念堂),却是空寂的练兵校场和警卫森严的兵器库。
看全盘,陶陶居诚然位处广州闹市中心,但观局部,这茶楼似否怪怪地跻身大衙门丛中?我以为,陶陶居是茶楼中的“异数”,其创始人别具生意眼,瞄准了一个特殊的高消费人群———官员和士子!
谈笑多鸿儒,往来少白丁。这是陶陶居得以招徕康有为的浅层原因。1890年(光绪十五年),时年32岁的康有为携眷出广州,入住大塘街。两年后开馆讲学,创立名声赫赫的万木草堂。先后徒众数千的万木草堂三度易址,其颇具特殊意义的是第二次———1893年设于卫边街邝氏祠。邝氏祠,乃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破广州屠城之际,著名爱国诗人邝露守节殉难处。卫边街,因明代掌管广东全省军务的广州卫都司衙门坐落于今广卫路而得名,该街即今吉祥路北段,以广卫路口为界,跟清风桥大街南北相接。
明乎此,每天在卫边街聚徒讲学的康有为,成了恰于同年开张且以文化人为基本客源的陶陶居的常客,自属情理中事。
往深层探究,超一流学者康有为,何以赏面挥舞如椽大笔,为一家远未扬名的茶楼题匾?个中原因,在乎康有为跟陶陶居创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。
迄今,广州文史界对于茶楼业的研究连收集材料阶段也未曾达到,例如有关陶陶居,已发表的开拓性文章仅得空前绝后且难免粗糙的3篇。全面比较这内容互有出入的3篇并汲纳其可信成分,在未见权威人士公开最新发现之前,我把清风桥陶陶居的创始人姑定为谭晴波(此君已被大体确认是惠如楼的实际创始人),把经手迁陶陶居于第十甫的继任人姑定为谭杰南和陈伯绮。
前述3篇文章之中的两篇系一位从事茶楼业数十年的老行尊的回忆散记,他首次向受众传递了广州早期茶楼业的若干重要信息:当年九成以上的茶楼由南海县七堡乡人创立;该批同业互为宗亲或挚友;其骨干人物出自谭、陈两族。
尚未发现能够反映康有为跟谭晴波、谭杰南、陈伯绮的关系的直接材料,但如下线索却依稀透露出个中消息:
康有为世称“康南海”,是南海县丹灶镇伏隆堡人,伏隆堡跟七堡乡仅隔一涌而相望。
谭晴波、谭杰南是七堡乡宗亲,而于晚清入翰林院并引粤菜至北京、首创“谭家菜”名肴的谭宗浚亦为南海县七堡乡人;谭宗浚之父谭莹曾在广州顶级书院学海堂掌堂30余年,跟康有为的老师、南海九江著名学者朱次琦是知交。故而康有为跟谭氏家族颇有渊源。
七堡乡人陈伯绮虽迟至专职担任第十甫陶陶居司理方才名扬广州,但此前他早已因兼职而成为多家茶楼的“六国大封相”。此君乃典型儒商一名,是朱次琦的再传弟子,即康有为的同门师侄。
另有传奇人物江孔殷,这里单提他的广州首席名士与首席美食家身份———江孔殷翰林是谭宗浚翰林的小同乡,他跟陈伯绮的交情容或不至“刎颈”,但说“揽头揽颈”却决不为过,而他又是万木草堂有案可稽的106名重要生徒之一。
要而言之,康有为跟陶陶居的创业者关系千丝万缕,于名茶美点谈诗论赋之间,卖弄手势给题幅匾额而博个满堂喝彩,“有为”何乐而不为?
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1898年春,康有为赴京,从此踏上不归路。而后废科举,众多书院顿成贫民窟。辛亥革命,走向共和,单由巡抚署被改作大公园,衙门群之土崩瓦解便可见一斑。陶陶居与时俱进,揪紧开马路之机迁往它合适的地头另觅高消费人群,虽则流年似水,迄今,深藏于它骨髓里的文化特质似未异化。
戊戌变法失败,康有为流亡海外16载。但他的流亡无异潇洒走一回———1904年,他竟有能力在瑞典买下一座小岛,在岛上建了幢中国式别墅,取名“北海草堂”,在里头逍遥了整整4年。1913年回国,定居上海,购地皮10亩,建了座花园住宅,取名“游存庐”。1923年,又在青岛购别墅,取名“天游园”。章诒和女士在《往事并不如烟》中称康家为“最后的贵族”,实良有以也!1927年初,康有为自上海赴天津,为废帝溥仪拜大寿。归途中入住青岛天游园,旋即病逝于兹。
行文至此,忽然有感于“学而后知不足”。诱因是拜读了贵版3月24日一篇作者为戴永夏、题为《康有为何故葬于青岛》的奇文,该文称,身藏有来头短剑的刺客巫仿,不知因何备剑而不用,却施展隐形大法毒死了康有为!恕鄙人孤陋寡闻,康有为死得恁般惨法,我平生仅是第二回知道———第一回是读过刊于《每周文摘》1999年12月3日的一篇文章,题为《康有为猝死青岛之谜》,转载自《江城晚报》,作者一位姓刘,另一位姓苏。我过细研读了前后两文,发现戴版本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字跟刘、苏版本一模一样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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